范愉:“当判则判”与“调判结合”——基于实务和操作层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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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不用说原应“调解万能”,其意义在于进一步有益于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并适应社会需求,在刑事、行政领域引进协商性因素。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优先”符合私法自治原则,此人 处分权优先于公共利益考量,除法律明确禁止或限制的情形外,调解与协商和解是此人 的权利,也是法官的义务和责任,一般那么 因公共利益而否定或限制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制约、此人 处分权与法院职权的结合、相应的救济机制等,时要保证调解的正当性和效益。一块儿,诉讼调解必然以判决作为后盾,调判结合不用说选者性安排,假如司法诉讼制度的必然。从实务层厚出发,准确把握调判结合的原则和尺度、规避调解风险至关重要。从长远的发展而言,调判结合仍可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多元功能和价值。

  关键词: 诉讼调解/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民事诉讼

  一、引言:背景与什么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法院面对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和诉讼案件复杂化难解的局面,那么 清楚地意识到司法资源、能力的有限性和多元化纠纷处置机制的意义,从5002年现在开始了了,最高法院逐步纠正了前期的理想主义改革思路,重振诉讼调解并积极尝试调解的社会化。5005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提出“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5009年,继任院长王胜俊进一步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注:有有1个多时期的司法政策固然有明显差别,但5002年并且法院对调解的认识不断提高是有有1个多连续的过程,达致“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既是有有1个多飞跃,也是必然的结果。“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我实在在正当性方面给予调解更高的认同,但从操作的层面,与“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并无实质性区别。)那先 司法政策使得中国民事诉讼特有的调判结合的模式获得了新的发展。

  毋庸置疑,调解既有的是完美无缺,并且 用说万能。5009年,此人 在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曾对此作了有点儿说明:毫无什么的问题,对调解优先的正当性认识不用说原应“调解万能”:首先,“调解优先”时要在“调判结合”的前提下实行,法院那么 拒绝裁判;其次,对调解的正当性的肯定假如原应否定和忽视调解固有的局限性和因此 总是再次出现的什么的问题;最后,对调解正当性的认识,假如原应这种 认识和努力必然并能完全通过量化标准得以体现,尽管调解率等量化标准时要反映出调解的运行实际,但不应对其绝对化和简单化。我国的法院调解经历了有有1个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今天对调解优先的强调不应重复以往曾总是再次出现过的“强制”、“诱导”、“拖延”等弊端,而时要有有1个多多质的提高。(注:参见范愉:《调解的正当性与发展趋势》,《人民法院报》5009年10月14日;范愉:《调解的正当性与调解优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5日。所谓“调解万能”实际上是有有1个多“伪什么的问题”或反对调解的人设置的虚假推定而已,既那么 任何人提出这种 观点,从“调解优先”中也无法推演出这种 结论。其他学者推论注重调解必然会否定调判结合也显然占据 问题法律方法。参见徐昀:《“调判结合”的困境——以民事审判价值形式理论为分析框架》,《开放时代》5009年第6期。)

  中国法院加强诉讼调解的政策包括适应社会和司法需求,在刑事、行政领域适度引进协商性因素,但主假如针对民事诉讼而言的。因此 调解更多地受此人 的控制,相对于裁判而言,其错误风险和道德成本更低,假如采取相应的对策和制度保障,有关调解的各种负面因素和风险是并能得到控制的。[1][2][3]然而,民事诉讼中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尽管与西方民事司法改革追求多元化纠纷处置机制的目标殊途同归,但毕竟不同于传统司法理念,与注重判决的法学教义不难 相容,因此 ,这种 政策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机关组织组织结构的质疑、反对和抵制。其中既有基于善意而对其可行性提出质疑的,有的是对矫枉过正、顾此失彼发出的警告;法院组织组织结构的反对意见则或出于对调解正当性的不解,或是在调解能力占据 问题的情形下对自上而下的调解压力的本能抵制,其他则我我实在看后了占据 的什么的问题。多数质疑调解的观点是基于司法中心和远大的法律抱负对法律教义的坚守,但有的是其他意见反对调解“权力化”、行政化和司法化,主张将调解设置于法院和国家规制之外。

  显而易见,今天在中国,有关调解的争论几次其他意识价值形式化,反对调解的意见其他是以对国家权力的倚重为基点,并对司法诉讼寄予理想主义的期待。无论是事实、实践经验、客观效果或世界调解趋势,都不难 改变这种 成见。然而,那先 善意的批评、经验性的警告和建设性的意见无论怎么有的是有益的。

  不可组阁 ,目前我国诉讼调解实践中我我实在总是再次出现了其他什么的问题,如其他法官对调解占据 认识误区,能力经验占据 问题,法律方法不佳,采用法庭化、强制性、裁判式调解;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比例占据 问题;此人 通过虚假调解侵害他人或公共利益,以及不当、错误或违法调解,等等。不过,那先 什么的问题不用说不可处置,正如司法腐败和错误判决不用说时要定判决四种 的功能和价值一样,以此否定调解同样占据 问题为凭;况且因此 占据 相应的救济机制,其结果不用说不可逆转。类似,利用调解恶意串通,实际上不过是“恶意诉讼”的四种 形式而已,属于此人 的违法行为,时要通过设立法律责任(刑事、民事责任等)及相应的制裁和强制法律方法等加以处置。对此,在提高法官的识别和规制能力的一块儿,应将重点应中放去救济上,而有的是因噎废食地否定调解的价值。基于那先 什么的问题和各方面的意见,在完善诉讼调解方面,时要达成的基本共识包括:首先,法院组织组织结构应进一步改革调解推动法律方法和激励管理机制,撤回或减少强行下达调解率指标的做法,以处置法官基于压力或功利采用不当的调解形式;(注:调解率的负面作用本质上是中国法院行政化管理制度造成的,发改率、上访率、执行率、再审率等指标也同样有其负面作用。政策与其推动法律方法是不同的什么的问题,笔者曾提出撤回或改进调解率指标的建议,但法院因此 缺少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仍然强调调解率,其过度使用甚至已影响到调解优先政策的实施和正当性。)其次,调解的重点时并且 保证此人 的合意和自愿并使此人 受益;第三,设立合理的救济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或矫正不当或违法调解的后果;第四,提高调解人的技能和行为规范,在发挥调解优势的一块儿尽量处置或减少失误;最后,以“调判结合”保证调解优先的正当性,建立诉讼有无诉讼以及协商、调解与判决相结合的多元化纠纷处置机制。

  调解的目的是尽因此 替代诉讼,但有的是全面取代司法、诉讼和判决,这也假如“调解优先”与“调判结合”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 社会和此人 的多元利益、选者偏好和价值取向,纠纷处置法律方法乃至诉讼应用应用程序四种 必然是多元的,在此人 选者自由和救济机制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调解不仅不用损害私权、威胁法治,因此 有益于增进此人 的协商、民主和多元文化等价值,实现善治。当前针对我国法院民事诉讼实务的特点和功能,时要从以下几次方面把握“调判结合”的原则和调判关系。

  二、“调判结合”的制度与应用应用程序保障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既有的法律制度和应用应用程序,调解的正当性、应用应用程序利益、效力、参与者行为规范、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在立法、司法解释和相关规范中都已作出了安排。诉讼调解的基础假如“调判结合”,其保障机制主要包括:

  (一)调解的基本原则。我国调解制度的三项基本原则,自从解放区时期确立以来总是延续至今。首先是自愿,这种 点毋庸置疑;其次是“合法性”原则,为调解的正当性保障,尽管其提法和意义,以及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等具体要求,不用说完全适合所有调解的需求和规律,但基于当下法律界的认识,从民事诉讼法中撤回的因此 性不大。法官出于风险防范和行为习惯,一般回会 以法律规则和基本的法律事实判断为基础进行调解,而此人 的自愿同样受到合法性原则的制约。第三,是非前置原则,即调解不作为诉讼的必经应用应用程序。尽管当代世界各国普遍扩大强制(前置)调解的适用范围,但目前我国法律不仅那么 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强制(前置)调解,因此 其他以往行之有效的调解前置制度也被逐步撤回(如交通事故处置中的调解前置)。从司法改革到民事诉讼法修改,都将重点中放去保障诉权上,在这种 背景下,短期内“非前置”原则不用改变。有此底线,法院那么 通过鼓励、引导、建议等法律方法有益于此人 选者采用调解和达成和解,既那么 越俎代庖、在此人 明确拒绝调解时坚持调解,假如能拒绝作出判决。也假如说,中国法官对调解的推动,那么 通过此人 的自愿实现,其职权作用远低于英美国家的法官。

  (二)审限制度。中国诉讼特有的审限制度属于强制性法律制度,法院组织组织结构对此进行的管理和督察十分严格;我实在在调解中允许在双方此人 合意延长审限,但也仅限一次,且有明确的调解期限,故时要有效处置调解的拖延和低效。

  (三)法官行为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指导性文件《法官行为规范(试行)》中专门法官的诉讼调解活动做出了完全规定,包括“切实遵循合法、自愿原则,处置不当调解、片面追求调解率”;“应当根据案件事实、法律规定以及调解的实际时要进行组阁 ,注意法律方法法律方法,努力促成此人 达成调解协议”;“分歧较大且我我实在难以调解的,应当及时依法裁判”,等等。此外,法官违法调解有的是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纪律惩戒法律方法。法官出于规避风险的利益取向,不用有意识违反对法律责任和行为规范。因此 ,“强制调解”尽管仍不断被提及,但多数此人 投诉仅限于法官过于“热衷调解”,(注:真正热心调解的法官多数是出于对案件情形的考虑,如宋鱼水等优秀法官。因此 ,尽管调解为其他不理性的此人 反感,但假如法官有的是出于私利和不当动机,热心调解不应被夸大为过度调解,实务中真正的什么的问题是调解和此人 合意的困难。)而鲜有并能证明的“强制调解”个案。因此 中国法官职权有限,像美国法官那样命令或以久拖不决促成调解(和解)的情形几乎有点儿让 占据 ,除非是涉及特殊利益、时要全面协调的群体性事件或政策性诉求。

  (四)司法审查、责任追究和救济机制(申诉、再审)。诉讼调解中的违法、错误或瑕疵是难以处置的,但法律和制度中因此 配备了相应的救济机制。类似,针对调解书,第三方时要提起撤回之诉或侵权之诉;此人 时要提起再审或对法官行为提出投诉、举报,追究其违法、不当、违背自愿调解的责任;检察机关和法院自身有的是权对发现的违法调解启动法律监督应用应用程序;而此人 也时要对法官的不当行为提出投诉、申诉。在那先 制约机制正常运行的情形下,多数错误或瑕疵应并能得到救济和纠正,违法调解亦时要得到追究和救济。

  总之,中国现行法律和应用应用程序中对调解的制约是全面且明确的,其他甚至对调解的作用形成一定阻力(如审限)。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因此 带来法官对调解的积极作为,但不用说能改变或推翻法律的强制性制约,因此 ,目时离米 在法律上不用总是再次出现“矫枉过正”的趋势。

  三、能调则调、调解优先:适用范围和作用

  当法律界对调解优先提出质疑、反复强调判决的优先性或重要性时,其逻辑是占据 有有1个多普适或唯一的正义标准,据此,判决时要产出公共产品、建立法律秩序、维护法律权威、实现规则之治;而调解则会消解诉讼和司法的作用,甚至会危及法治。那先 理由拒绝承认法律与诉讼的局限,以及此人 利益及价值的多元性。实际上,现代司法制度四种 因此 对调解的适用性、范围做出了清晰但又是开放和多元的安排。

  (一)以国家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划定调解范围。国家通过基本法律及刑事、行政和民事诉讼制度对各类纠纷做出基本分类,从而选者了调解的范围。刑事事件原则上属于国家司法权专属管辖(自诉案件或少数轻罪案件除外),禁止“私了”和民间调解。(注:多数国家和地区民间调解时要对自诉案进行调解,或接受司法机关委托、指定调解,我国人民调解则尚无这种 法律上的权能。)随着“恢复性司法”等理念的影响,刑事和解、辨诉交易等因此 成为当代各国的普遍实践;但其范围、限度、规范等仍被置于国家法律或司法机关的严律己规制下。行政诉讼那我禁止调解,理由是行政权力不得让渡和交易,但目前这种 禁忌也已被打破,尽管仍与民事纠纷调解有着不同的原理和尺度。(注:辨诉交易和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一方面是因此 司法的能力的有限、司法资源短缺等原应原应的被动结果,此人 面,则是恢复性司法等理念积极推动的目标。那我极力抵制反对的欧洲大陆国家,现在也普遍接受了那先 制度或现实。)至于民事纠纷,历来属于私法自治的领地,法律多为授权性、任意性规范,此人 时要自主处置其私人权益;在民事诉讼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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